这是盗墓贼最痛恨的葬式却是古墓更高等级
这种葬式被认为是盗墓贼最不愿面对的存在，因为它代表了古墓的更高等级和安全保障，这种葬式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使得盗墓贼难以入侵和破坏，尽管盗墓贼对这种葬式感到厌恶和无奈，但它却是古代人们对逝者和文化传承的一种尊重和珍视的体现，这种葬式的存在，不仅保护了墓主人的遗体和遗物，也保护了古代文化的珍贵遗产。
北京地区最重要的两座大型汉墓之一——大葆台汉墓，在关闭了13年之后重新开门迎客。即便多年来，它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但文博、考古爱好者一直对它满怀期待。大葆台汉墓在考古界具有重要的价值。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偶然间发现，并进行了发掘，在其中见到了雄伟壮观、只在史书中记载过的王宫葬制“黄肠题凑”，这个发现，填补了当时中国考古界的一大空白。此外，墓葬中的棺椁、随葬品和车马等物品，为人们拼凑出了墓主人“广阳王”传奇的人生故事，也帮人们了解到了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中晚期，这位诸侯王治理之下的北京城。
这次重张，是一座古墓的苏醒，也给了现代人一次触摸汉代文明的机会。“我们想用‘大葆台’本身出土的文物和‘黄肠题凑’来解释北京的汉代文明。因为这是北京唯一一个展示汉代文明的专题。”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北京大葆台汉墓展馆。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神秘的“黄肠题凑”
来参观大葆台汉墓的人，一定会为其中令人惊叹的“黄肠题凑”葬制所震惊。如同篮球场大小的一片地面上，密密麻麻的柏木枋（即方柱形木料）整齐地堆放着，筑成了四面“木墙”。每一根木枋都如同箭头一般朝向中心垒放，围住了位于中心位置的棺椁区。棺椁区的前面留有一小块空间，也被“木墙”围在了里面。“木墙”的外面还建有两圈围墙。而在“木墙”南部的墓道中，能清晰地看到殉葬的马车和十多匹马的遗骨。这座“地下宫殿”看起来相当复杂精美，很难想象它是遥远的西汉时期的产物。
实际上，早在1983年12月，大葆台汉墓就曾以博物馆的形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当时，它还叫作“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到了2012年，因为北京地区雨水增多等，博物馆决定闭馆修缮，神秘的“黄肠题凑”就从那时起暂时离开了公众的视线。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介绍，2012年，在修缮排水问题的同时，馆内建筑和设施的陈旧问题也被发现，于是，筹划一间全新的博物馆这件事就被提上了日程。经过立项、设计、修建等一系列漫长的过程，直到2024年9月，在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的原址上，才落成了全新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大葆台西汉墓遗址），又等到了2025年夏天，“黄肠题凑”才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大葆台汉墓“黄肠题凑”葬制中心位置的棺椁区。
“黄肠题凑”，其实就是汉朝皇室的一种高规格丧葬制度。具体的“黄肠题凑”实物，指的就是棺椁周围那四面壮观的“木墙”。它由一万多根长90厘米，宽、厚均为10厘米的黄色柏木芯木枋搭建而成，“黄肠”指黄色的柏木芯，因为层层叠叠看起来像肠子而得名“黄肠”。“题凑”指的是上万根木枋围绕着棺椁的姿态，就像很多人把头凑在一起，围成一圈的样子。“题”是“头”的意思，“凑”则指“以头向内”的样子。这个葬制，在西汉是荣耀和地位的象征，是只有皇家人士和极少数官员去世后，通过皇帝赏赐才能享有的。《汉书·霍光传》中曾提到，西汉权臣霍光去世后，就被赐予“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多年来，人们只是在文献中看到过“黄肠题凑”，却一直没有机会目睹它的真容。直到1974年大葆台汉墓的出现，它才之一次如此完整地呈现于世人之前。
“‘黄肠题凑’其实指的是整个葬制，不仅仅是葬制中的那一部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解释，“黄肠题凑”其实也代指以“木墙”为代表的一系列完整的墓葬结构。如《汉书》中所提到的那样，“黄肠题凑”的结构除了它本身，还包括尸体停放的区域“梓宫”，代表活动空间的“便房”（棺椁前边的一小块区域）等。此外，人们能够清晰看见，大葆台汉墓主人的棺椁有五层，也就是棺材加上套棺一共五层，符合周礼中“天子享七重棺椁，诸侯五重，大夫三重”的规定。可以说，大葆台汉墓的结构是相当清晰且严谨的，严格地遵循了史书的记载和当时惯用的丧葬制度。
这种严谨和清晰的制式，在和大葆台汉墓时代相近的汉墓中，也是很难做到的。比如，在江苏发现的西汉广陵王刘胥夫妇合葬的天山汉墓，和大葆台汉墓时代相近，结构也完整，但其中的“黄肠题凑”是用金丝楠木做成的。虽然金丝楠木更加名贵，但它并不是“黄肠”，因为只有黄色柏木芯才能叫“黄肠”。再比如，北京地区两座大型汉墓的另一座，位于石景山区的老山汉墓也与大葆台汉墓时期相近，也同样使用了“黄肠题凑”的葬制，但即便如此，其中绝大部分木材都是用栗木等木材“凑数”的，真正的“黄肠”数量很少。
北京老山汉墓（左）和湖南长沙渔阳汉墓（右），与大葆台汉墓时期相近，同样使用了“黄肠题凑”的葬制。
这样严谨、高规格的丧葬模式，也彰显着墓主人地位的尊贵。除了“黄肠题凑”本身以及诸侯必备的五重棺椁之外，还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根据统计，建造 *** 大葆台汉墓中这样一个“黄肠题凑”的“木墙”，总共需要消耗一万五千多根柏木。这样的工程，大概需要砍掉一片森林那么多的柏树才能完成，估计规模可达数百亩，如此兴师动众，也只可能是一方之主才能享有的待遇。除此之外，这种层层叠叠堆垒起来的“木墙”，也算是当时的先进装备，还有着极强的防盗功能。“因为柏木的油性大，防腐蚀耐腐蚀，硬度也很高，香气还可以驱虫。盗贼进来了，他们会被‘木墙’挡住，进来后看到的都是木头的截面，而截面是很难‘掏’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这样解释“黄肠题凑”的防盗性能。
而正因为“黄肠题凑”本身的严谨、完整，大葆台汉墓才能在中国所有被发掘的汉墓中占有较高的地位。它是新中国之一个被发现的、带有完整的“黄肠题凑”葬制的汉墓，也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发现的规模更大、等级更高、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墓葬。这样看来，即使墓中已经找不到太多像样的文字记载，研究者也可以很快断定，墓主人就是西汉时期统治北京西南地区的某位诸侯王。“他（墓主人）作为诸侯王，和当时西汉整个的葬制是一致的。其价值就体现在这里。”杨志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寻找广阳王
大葆台汉墓的发现，源于一个纯粹的意外。1974年初夏，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在位于北京丰台的大葆台村发现了两个“大土堆”，想在这里埋几个大型储油罐。为此，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探处到这两个“土堆”处钻探，结果探眼一打下去，就打出了木头、木炭和白膏泥。当时，参加勘探工作的技术员孙秀萍是考古爱好者，她想起木炭和白膏泥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防腐作用，判断出地下有大型墓葬，并向上汇报。经过论证，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确定，这两个巨大的“土堆”底下，沉睡着两座西汉墓葬。这两个“大土堆”就是两座陵墓的封土堆。
大葆台西汉广阳王陵一号墓出土的陶俑。
发掘工作开始进行后，人们开始对这个全新发现的汉墓抱有期待。因为在不久前的1972年，马王堆汉墓“不朽女尸”刚刚出土，这让北京的考古工作者燃起了希望。他们想象，或许也能在北京发现同一时代的“不腐尸体”。但墓葬打开之后，盗墓贼留下的盗坑，明显的火烧痕迹，以及大量丢失的随葬品，让他们有了不好的预感。幸好，一号墓中壮观的“黄肠题凑”出现，给他们带来了惊喜。但到了对“一号墓”进行开棺时，失望又一次袭来：人们并未之一时间看到尸骨和任何遗物。后来，工作人员才发现，墓主人的尸骨已被拖拽到了外面的某层棺椁上，脖子上还系着绳子。根据参与发掘的专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黄秀纯的分析，可能是因为尸体被盗墓贼用绳子从棺材中拽了出来，发现没有可偷之物，于是就这样随意扔在了外边。
因为尸骨被发现，墓主人的真实身份也开始逐渐揭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鉴定结果显示，大葆台汉墓一号墓的主人为男性，年龄在44到55岁之间，二号墓墓主人为女性，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结合各种迹象，人们能够推断出，一号墓墓主人应该就是西汉中晚期，统治北京西南部地区的“燕国”或“广阳国”的某位诸侯王。此后，研究者又根据墓内出土的钱币、漆器残底所写的字样“廿四年五月丙辰”等线索判断，这位诸侯王最有可能生活在汉武帝之后的西汉中晚期。而且，因为“廿四年”字样，这就意味着这位诸侯王在位的时间，一定不能小于24年。
很快，研究者在西汉时期的十几位“燕王”“广阳王”中，锁定了年龄、经历最为符合的几位人选。其中，汉武帝的三儿子、燕剌王刘旦，以及刘旦的儿子、广阳顷王刘建，都曾成为被猜测的对象。1986年，北京历史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王灿炽刊发题为《大葆台西汉墓墓主考》的文章，通过诸多证据，推断大葆台一号墓的墓主是广阳顷王刘建，二号墓的墓主可能是刘建的王后。虽然目前还有人提出其他的假说，但大葆台汉墓就是刘建墓这个观点，基本上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在史书中，关于刘建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他的名气比不上祖父汉武帝，才干也比不上能言善辩、学识广博的父亲刘旦。而刘建的命运，就是与父亲刘旦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的。据史书记载，被分封管辖燕地，担任“燕王”的刘旦是汉武帝的三儿子，根据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他本来没有机会登上帝位。但两位兄长去世后，刘旦认为自己理应获得继承权，便开始试探汉武帝，因此暴露了野心。后来，汉武帝最小的儿子即位，不服气的刘旦多次谋反，最终自缢身亡。燕国也因为刘旦的原因被取消，降为“广阳郡”。当然，这段故事也能反证，象征朝廷认可的“黄肠题凑”不可能是赐给多次谋反的刘旦的，他也不可能是大葆台汉墓真正的主人。
刘旦去世后，燕地的故事由他的长子刘建继续书写。受到父亲叛乱的影响，本来是燕国太子的刘建被废为庶人，发配至民间。他忍辱负重，直到数年后，和刘建同样有被贬为庶人经历的汉宣帝即位，才重新在燕国的领地建起广阳国，封刘建为国王。历史记载，刘建在广阳国的统治期长达29年，但对于这29年的时光却没有详细记述。人们只是大概推测出，经历了极大动荡的刘建，性格变得谨慎小心。因为他的谥号“顷”就是用来形容谨慎低调、安分守己的人。看起来，这种谨慎如“家训”一般，甚至被传给了刘建的儿子、孙子。刘建去世后，他的儿子刘舜和孙子刘璜先后成为广阳国王，两个人在位时间均为21年，也同样没留下太多的文字记载。可以知道的是，他们牢牢守着自家的领地，直到刘建的曾孙刘嘉投奔王莽，广阳国在西汉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可惜的是，如此谨慎的心态，如此精美牢固的“黄肠题凑”，也没能保证这位国王身后的安宁。因为西汉的贵族大多被厚葬，随葬品价值连城，因此也经常被历代的盗贼光顾，所以有汉墓“十室九空”的说法。大葆台汉墓显然是遭到过多次洗劫的，墓主人的尸体也未能幸免地被盗贼“折腾”到了棺外。
“汉代的封土堆比较明显，就是一个‘大土堆’，所以很容易招盗贼。”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说。而墓葬中的盗洞、尸体的状态和脖颈部位的绳子，也能证实，这位广阳王很可能在下葬后不久的乱世中，被盗走了金缕玉衣和大量随葬品。国王的尸体，也在棺椁之外慢慢化为散落的白骨，直至两千多年之后，才被考古人员发现。
大葆台西汉广阳王陵一号墓出土的错金银八棱棁。
两千多年前的北京什么样？
空白的时光不等于没有痕迹。虽然广阳王刘建在历史上不算大名鼎鼎，但他本人的墓穴还是能拼凑出西汉广阳国的社会生活片段。西 *** 讲究“事死如事生”，会将大量的生活用品放入墓葬之中，作为广阳王更是如此。大葆台汉墓虽屡遭破坏，被发现时，依然出土了精美的玉器、陶器、金箔和玛瑙，还有难得一见的紫色丝织品，属于广阳王的“纱冠”等精致物品的残片。珍贵的“黄肠题凑”，随葬的车马，逝者身边残存的“金缕玉衣”上的玉片，也同样在述说着刘建生前的富贵，以及他和他的儿孙们治下的、北京地区的富饶与繁华。
诸侯王的生活，自然与寻常百姓的生活大不相同。不过，在大葆台汉墓的遗物中，人们还是能够对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做出一些猜测。比如，墓葬出土了两千多年前的小米、枣和栗子等食物，其中的小米甚至没有碳化，时隔两千多年依然能看到黄色的颗粒。此外，大葆台汉墓也出土了不少殉葬动物的骨骼，其中发现了金钱豹、鹿、狍子等动物的遗骨，甚至还有一起放置在陶瓮中的猫骨和兔骨。从这些丰富的随葬品中，也能窥见当时北京地区的自然状况，看起来，那时的北京水草丰美，甚至可能是一片片森林。而其中的猫骨和兔骨，也常常被后人解读为猫和兔子在当时已经开始和人类一起生活的佐证。不过，目前人们还看不出，这些动物究竟是作为家禽、家畜陪葬，还是作为食物被放置在墓葬之中。
无论是作为死后“居所”的墓葬本身，还是其他颇有意味的随葬品，都在为人们拼凑着那个时代王公贵族的生活，当然，其中也可以附加上后人的想象和创意。比如，汉代的帝王和诸侯王并不会和自己的王后待在同一个墓穴中，而是每人一个墓穴，这叫作“同陵不同茔”。和大葆台汉墓时代相近的江苏天山汉墓中，广阳王刘建的叔叔、广陵王刘胥夫妇就是如此下葬的。在大葆台汉墓，人们也能明显地看到类似的下葬方式。
此外，一些随葬品也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比如刻着“渔”字铭文的“渔阳铁斧”。这个“渔”字，是如今位于北京密云区的渔阳郡铁官作坊的标记，也是汉武帝时期经济举措“盐铁官营”的实物证据。有趣的是，有学者认为，这把铁斧上的“渔”字，其实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商标”之一。另外，大葆台汉墓出土的大量器物中，也包含精美的酒器，甚至还有8枚“青龙白虎六博棋”的棋子，这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器具中也包含这样一整套“六博棋”，并拥有完整的棋子和棋盘。看得出，西汉的王公贵族对宴饮、娱乐和穿着打扮都很重视，也很可能会饲养宠物，行为和现代人无异。
从历史中走回现实是容易的。观看完两千多年前的贵族生活，走出博物馆，看到由墓葬封土堆挖出的沙土修建而成的小山丘，在花园步道上看着参观的人流，游览者可能会产生一种穿越之感。作为明清两代的都城，北京市内遗留下了众多明清建筑，人们也因此对明清时代的北京更加熟悉。如今，有了重开的大葆台汉墓，人们也可以由此想象汉代的、两千多年前的北京样貌。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说，他可以想象，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穿着汉服来这里“打卡”的游客，那个场面会是相当有趣的。
参考资料：《北京三千年，从考古发现看北京建城史》第二章：《汉代燕地：从封国到郡县》，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作者黄加佳、杨丽娟。
杂志标题：北京神秘汉墓重新迎客
